“突击队”并不一定是一开口就会口吃的人，可是只要一说到“地图”这个字眼，便百分之百，立刻口吃了起来。
“你……你念什么？”他问道。
“戏剧。”我回答。
“戏剧？意思是演戏？”
“不！不是。是读剧本、研究戏剧。像拉席尔啦、伊友奈斯利啦、莎士比亚的。”
他表示他只听说过莎士比亚。其实连我自己也几乎可说是没听过。只是作笔记时曾写过罢了。
“你就喜欢这些？”他问道。
“谈不上特别喜欢。”我说。
这个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。一困惑起来，口吃便愈形严重，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很不应该。
“我什么都喜欢，”我解释道：“什么民族学呀、东洋史，我通通喜欢。只是有时会比较喜欢戏剧，如此而已。
”不过，这段说明自然说服不了他。
“我还是不懂，”他确实是一副不解的表情。
“我……我喜欢地……地图，所以才念地……地理，所以才专程到东京来上大学，要家人寄钱给我用。
可是你又是不一样的动机……”
其实他的动机才是正确的。但我已经懒于解释了。之后，我们便将火柴棒折成两段来决定上下。结果他睡上，我睡下。
平日他总是穿着白衬衫、黑长裤，再套上一件蓝色毛衣。小平头、高个子、高颧骨。
到学校上课时则穿学生制服。鞋子、书包一律全黑，看上去倒是一副十足的右派学生打扮。
所以说，他对政冶是百分之百的没兴趣，尽管大夥儿给他起了个浑名叫“突击队”。
他之所以老是穿同一套衣服，也是因为懒得挑衣服穿的关系。
他只关心海岸线的变化啦、新铁路隧道完工等等这类的新闻事件。
只要一谈起这方面的话题，他就会一面口吃、一面咿咿呀呀地谈上一、两个钟头，直到你想逃跑或打瞌睡为止。
而每天早上的“我皇治世”则是他的闹钟，只要一听见，他就起床。
这么看来，那堂堂皇皇、煞有介事的升旗典礼倒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。
起床之后。他便穿上衣服，然后到盥洗室去刷牙洗脸。一开始刷牙洗脸，总是非大半天不肯出来。
教人忍不住要怀疑他会不会是把牙齿一颗颗拔下来洗。
好不容易回到房里，“帮！帮！”几声扯平毛巾的皱褶，将它摊放在暖气孔上烘干，跟着又把牙刷和肥皂放回架子上，
之后便扭开收音机开始做起收音机体操来。
由于我习惯熬夜读书，因此早上总得睡到八点左右。
常常，他已经起床嗦嗦地开始忙，或是开始做体操，我还是好梦方酣的时候。
可是，这时若是正好碰上体操中跳跃的那一节，我一定会醒过来。你非醒来不可。
因为他每跳一次也确实是跳得很高就会震得我的床上下晃动、嘎嘎作响。我隐忍了三天。
因为有人劝我说团体生活必须作某种程度的忍耐。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，我实在已经忍无可忍了。
“对不起啦！你能不能到屋顶上去做收音机体操呀？”我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“你在这里做会把我吵醒。”
“可是已经六点半了啊！”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“我知道是六点半啊！但是六点半对我来说还是睡觉的时间。没什么理由，反正就是这样！”
“不行呀！到屋顶去做的话，三楼的人会说话。这房间下面是仓库，没有人会说。”
“那你到院子去做好了！在草坪上做！”
“那也不行呀！我……我的收音机不是电晶体的，没有电源就不能用，没有音乐我就不能做体操了呀！”
他的收音机确实是古董型的，而我的虽是电晶体的，但却只能接收FM的音乐，这下子可好了。
“彼此作一点让步吧！”我说。“你还是做你的体操，但跳跃那一节就省了吧！跳起来真吵死人了！这样可以了吧？”
“咦！跳跃？”他彷佛吃了一惊，又追问道：“什么跳跃？”
“跳跃就是跳跃嘛！碰碰跳的那种呀！”
“没有啊！”
我的头开始痛了。心里是已经不想再计较了，但又觉得说出口的事不弄清楚又不行，
我便真的哼起NHK电台体操节目的第一首旋律，然后在地板上“碰！碰！”地跳了起来。
“你看，就是这个呀！有没有？”
“哦！对了！是有呀！我忘……忘了。”
“所以说呀！”我坐回床上说道。“就这一节省了好吗？其他的我都可以忍受。省了这一节，让我好好睡觉，行吗？”
“不行！”他爽快地说道。“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节省掉。
十年来，我每天都做，只要一开做，就毫无意识地做到结束。省掉一节的话，我就完全做不起来了。”
我还能说什么？到底还能说些什么？
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趁他不在的时候，把那台可恶的收音机扔到窗外去，但倘若真这么做了，势必会大大地引来一番革命。
因为“突击队”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“财产”的人。我一时语塞，呆呆地坐在床边。
这时，他倒笑嘻嘻地安慰起我来了。
“渡……渡边，一块儿起床做体操不就得了？”说罢，便吃他的早餐去了。
我把“突击队”和他的收音机体操的事说给直子听，直子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我原先并没打算拿它当笑话来讲，但结果却连我自己也笑了。她的笑脸即便是一闪即逝可真是久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