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岁那年，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。
母亲那时候还年轻，急着跟我说她自己，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比我还要好，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。
“老师找到家来问，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。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。”
我听得扫兴，故意笑：“可能？什么叫‘可能还不到’？”
她就解释，我装作根本不在意她的话，对着墙打乒乓球，把她气得够呛。
不过我承认她聪明，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，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。
20岁时，我的两条腿残废了，除去给人家画彩蛋，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，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，最后想学写作。
母亲那时已不年轻，为了我的腿，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。医院已明确表示，我的病目前没法治。
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，到处找大夫，打听偏方，花了很多钱。
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，让我吃，让我喝，或是洗、敷、熏、灸。“
别浪费时间啦，根本没用！”我说，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，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。
“再试一回，不试试怎么知道会没用？”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。然而对我的腿，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。
最后一回，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，医院的大夫说，这实在太悬了，对于瘫痪病人，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。
我倒没太害怕，心想死了也好，死了倒痛快。
母亲惊惶了几个月，昼夜守着我，一换药就说：“怎么会烫了呢？我还总是在留神呀！”
幸亏伤口好起来，不然她非疯了不可。
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。她跟我说：“那就好好写吧。”我听出来，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，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也想过搞写作。
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？那就写着试试看。”她提醒我说，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。
她到处给我借书，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，像过去给我找大夫、打听偏方那样，抱了希望。
30岁时，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，母亲却已不在人世。过了几年，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，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。
获奖之后，登门来访的记者很多，大家都好心好意，认为我不容易。
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，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。
我摇着车躲了出去，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，想：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？
迷迷糊糊的，我听见回答：“她心里太苦了。上帝看她受不住了，就召她回去。”
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，睁开眼睛，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。
我摇车离开那儿，在街上瞎逛，不想回家。
母亲去世后，我们搬了家。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。
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，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，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，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。
院子里的老太太还都把我当儿孙看，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，但都不说，光扯些闲话，怪我不常去。
我坐在院子当中，喝东家的茶，吃西家的瓜。
有一年，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：“到小院子去看看吗？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！”
我心里一阵抖，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，大伙儿就不再说，忙扯到别的。
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，女的刚生了个儿子，孩子不哭不闹，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。
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。
那年，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，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，以为是含羞草，种在花盆里，竟是一棵合欢树。
母亲从来都喜欢那些东西，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。
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，母亲叹息了一回，还不舍得扔掉，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。
第三年，合欢树不但长了个子，而且还比较茂盛。母亲高兴了好多天，以为那是个好兆头，常去侍弄它，不敢太大意。
又过了一年，她把合欢树移出盆，栽在窗前的地上，有时念叨，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。
再过一年，我们搬了家，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。
与其在街上瞎逛，我想，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。
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。
我老记着，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，不哭不闹，瞪着眼睛看树影儿，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？
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，东屋倒茶，西屋点烟，送到我跟前。
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，也许知道，但不觉得那很重要，还是都问我的腿，问我是否有了正式的工作。
这回，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。
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，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，我问起那棵合欢树。
大伙说，年年都开花，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。这么说，我再看不见它了。
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，倒也不是不行，我挺后悔前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。
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，不想急着回家，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，悲伤也成了享受。
有那么一天，那个孩子长大了，会想起童年的事，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，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。
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，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，是怎么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