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中国崛起定位(1)
东部,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。这个国家就是中国。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
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,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、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
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。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,那么,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
们这个时代称做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。
那么,我们该如何在世界历史及其转型的架构下评论中国的崛起?中国崛起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?
首先,正如我们前面所述,世界历史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是当代最显著的历史潮流。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,但是
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,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。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。而对于中国的崛起,则认
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。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,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"后历史世界"的挑战。不少人
把中国的崛起比做德国19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。
这种分析模式,构成了海外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根据。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,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,基本上
都基于这样的想法。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·唐纳利,在2003年5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,布什主义面临着
的两大任务: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,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。他认为,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。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
时说,人们有理由相信,美国及其盟国能够'遏制'住中国的勃勃野心,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,从一个国
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。”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。
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,事实是,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。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,但是,它们确实是事实,
主观的事实。
实际上,中国自从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,就开始了新的长征,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。从市场经济扩张
的历史来看,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。因此,中国在1992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,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
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,套用"终结论",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,是市场经济的终结。当然,市场经济不
是孤立的经济现象,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、文化的文明体系,选择市场经济,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。
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,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,速度也在加快。我们可以期望,中国
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。
其次,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。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。
在欧亚大陆东部,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,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,从西部和北部,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,越向东,经济越发
展,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。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,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。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,分布在
斜坡的下端,在朝贡体系解体中,也首当其冲。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差异:应该注意到,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
它的夺取(小中华的形成),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,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。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
同,它对中国产生影响,与之进行互市交易。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。虽然近代
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,但是,在大多数情况下,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,比如19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。
1949年以后的最初10年间,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。直到目前,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,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,
如台湾问题。中国仍然要借俄国的力量来解决斜坡下端的问题。
随着中国崛起,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将更为突出。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,长期看将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
题。但是,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,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,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。该斜坡上端的问题,开始变得重
要起来。原因正在于:中国崛起对于中亚、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。
这样,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。这种地理位置,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。而这一地缘形势,意味着中国被
卷入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。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,西部是落后的、动荡的"历史世界",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
这两个世界,这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着特殊的难题。这种地理难题,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。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
中心,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。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: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,就维持了世界的稳
定。
第三,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。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。之所以形成这样的
局面,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。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。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中华文明
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。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,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,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