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网络直播兴起，打赏乱象时有发生。掺杂着“感情”的打赏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性，是赠与还是消费？已婚人士被诱导
巨额打赏，配偶一方能否要求返还？杨某与高某为夫妻。妻子高某在直播间结识了主播孙某，并从最初在直播间与孙某线上互
动发展到线下约会。其间，孙某以各种话术表达对高某的爱意，并诱导其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、打赏。在两人的聊天记录中，
充斥着大量超出正常主播与粉丝互动程度的引诱打赏及对话。据统计，高某9个月内共向孙某发送虚拟道具18293次，先
后在孙某直播间打赏使用虚拟道具币数9176775个，其中孙某个人获得直播收益折合人民币为45万余元。丈夫杨某发
现后，以高某违背夫妻忠实义务、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提起诉讼，要求主播孙某返还全部收益。庭审中，双方就打赏的
性质问题产生了分歧。杨某表示，两人已超出正常的朋友关系以及主播和粉丝正常的互动。刷礼物的行为与现实生活中男女双
方的赠与本质相同，且双方所谓恋情是不正当的，违背公序良俗，赠与行为系不正当行为。故杨某请求法院确认该赠与行为无
效。主播孙某辩称，主播与粉丝之间的互动行为并不违反公序良俗。高某向直播平台充值打赏的行为属于支付网络服务合同的
对价，本质上是娱乐消费行为，并非赠与行为。本案第三人某直播平台则称，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，平台没有权利也没有技术
能力去辨别主播和粉丝之间线下的实际关系，也不能获知消费者目的和意图，案涉三方构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，不存在违约行
为。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高某的直播打赏虽属网络服务合同中的消费行为，但其线下与孙某见面并以恋人身份
进行交往，突破了主播和粉丝正常的互动关系，违反了社会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，向孙某打赏的数额已明显高于正常网络娱乐
消费水平。同时，孙某明知高某婚姻状况为已婚的情况下，还以恋人身份与其进行交往，并引导其进行打赏，也存在一定过错
。法院判决，孙某十日内将其所得收益的一半，即22万余元返还杨某。同时，法院向平台提出司法建议，要求强化内容审核
和正向引导，加强账户监管和处罚，强化直播间私下交易风险提示，及时清理直播间或评论中发布“充值进群”“充值加主播
微信”等诱导信息。近年来，关于成年人的打赏行为效力认定仍存在一定争议。法院认为，直播打赏涉及平台、主播及相关机
构和行业的合法权益，无论成年人直播打赏行为认定为赠与还是网络服务合同，一旦打赏完成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行为，不
应随意以退款形式解除合同，这与其他网络交易行为和支付行为应当保持一致。但是，对以男女婚外情感交往、诱导打赏等违
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播行为而取得的打赏，不应予以保护。故在处理类似纠纷时，还应当坚持从网络服务合同的角度，
依据过错程度合理分配用户、主播和平台的权利义务。此外，直播平台对于低俗内容信息的治理，属于公法调整的内容，我国
针对网络内容乱象已经制定相关法律法规，并开展“清朗行动”等专项活动进行专门治理，如平台违反相关规定，则需要承担
约谈、罚款、限期整改等责任。人民法院在涉及夫妻要求直播打赏退款的案件中，应注意将平台应当承担的公法义务，与私法
义务进行区分，避免将家事审判规则过度扩张。同时，针对直播打赏性质，涉及欺诈、诱导、违反公序良俗等问题，也应当从
法律可操作角度进一步明确具体认定标准，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，促进直播行业规范有序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