严幼韵
回忆录里如是说:她眼见婚姻无可挽救,于是背上一块标语牌,站在联合国大厦之前,向公众宣示她丈夫违法重婚。她的照片
登在纽约各家报纸上。这个女人在大楼门前等候前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当时台湾“外交部长”叶公超,呈递一封封申诉信,诉
说她所蒙受的损害。叶客客气气地把信收了,回到华盛顿中国使馆后便嘲笑起这位可怜的夫人,说她肩扛标语牌,样子实在荒
唐。我却不觉得可笑,但也不知道能为她做些什么。这位夫人写信给我,问我能否安排她与罗斯福总统的遗孀见面。我问她,
“那又能起什么作用呢?”她也说不清;她只想求得公道,她从未得到的公道。——黄蕙兰《没有不散的宴席》这个女人不会
想到,很快,她的丈夫也将和唐玉瑞的丈夫一样,爱上别的女人。更为讽刺的是,连产生暧昧的地方都一样——牌桌。我一直
纳闷,牌桌为什么这么容易产生暧昧,我打麻将时只顾算牌,对家什么神色动作,一概看不清,直到看完《色,戒》,才有点
懵懵懂懂。唐玉瑞的求助信,是写给黄蕙兰的,她当时正是顾维钧的太太。顾维钧在牌桌上“红杏出墙”,看上了同为外交官
的杨光泩的太太严幼韵。黄蕙兰回忆,有次打牌,黄蕙兰杀到,叫丈夫回家,顾维钧默然不理。黄蕙兰怒极,嘴里骂着严幼韵
,手中一盅茶直接浇到顾维钧头上。顾严二人岿然不动。这件事大约是真的,因为当天张学良也在场,他也对唐德刚回忆了这
个细节。黄蕙兰和严幼韵,都不是普通女人。1927年,复旦校园里的男生之间忽而窃窃私语,忽而闭口不言,他们在悄悄
传递着一条爆炸新闻。这一年9月开始,复旦招女生了。第一批女生刚刚入校,便引起了全校轰动。男生们望着女生宿舍(俗
称“东宫”)门口的“男宾止步”的牌子,有的望洋兴叹,有的不断张望。不知是谁,偷偷在“止”上加了一笔,变成了“正
步”,第二天,一群人走着正步直奔女宿舍,结果把姑娘们吓得大哭。不要觉得矫情,那时候,能够进入女生宿舍参观,是一
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。不要说在大学女生很少的中国,即使在大洋彼岸也一样。比如学霸楷模胡适之,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了
整整四年,最大心愿仍旧是进入女生宿舍参观一回。这个心愿,一直到毕业前期才得以圆满——“今夜始往”访“Sage
College(女子宿舍)”。第一批进入复旦的女生中,最吸引男生眼球的,无疑是严幼韵——这位绸缎庄富商的女儿二
十二岁,从沪江大学转来,读商科大三。严幼韵一开始是不住校的,在“东宫”建造前,她喜欢自己开车到学校,很多男生每
天就站在学校门口,等她的车路过。因为车牌号是八十四,一些男生就将英语“eighty four”念成上海话的“爱
的花”——从沪江大学到复旦大学,“爱的花”叫遍了整个上海滩。那辆车是别克,很多年之后,她的女儿杨雪兰成了别克所
在的通用汽车的副总裁。杨雪兰在1980年回上海探亲,很多年之后,她向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回忆,舅舅带她去看一个朋友
。老先生住在弄堂里,破破烂烂的三楼,灯光也很昏暗。天气很热,他穿着背心短裤,拼命扇扇子:舅舅介绍我说:“这是杨
雪兰,严幼韵的女儿。”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:“噢,你就是‘84’的女儿?!当年,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
门口,就为了看‘84’一眼!”严幼韵的父亲在南京路上开着“老九章绸缎庄”,每天更换的衣服总是令人眼花缭乱,上午
上课是一套,下午做演讲则是另外一套了。“爱的花”读书并不算用功,但人家有的是办法交作业。据说,每次deadli
ne之前,总有男生激动地收到“爱的花”的电话,说要借他的习题一阅。等到习题返回,男生更激动了——因为上面有淡淡
香水,那是“爱的花”所赠的礼物。虽然如此,“爱的花”在学校并不是什么都不擅长。比如,人家的英语就学得很好,所以
一毕业,就选中了如意郎君——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——杨先生的追求法则,据说是一场一场陪着打麻将,一场一场陪着跳舞
。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,上千人参加,是旧上海的摩登缩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