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二中国人的确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储殷清末民初，中国经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被迫开启了现代化之路。1
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，距今已经一百年，但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是中国社会迫切渴求的两味良药。1920年，享誉全球
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·罗素访问中国，并在北京大学讲学一年。1920年的中国，军阀割据、列强林立、国弱民穷，而当时
的北京大学，大师云集、兼容并蓄。罗素不会意识到，这年2月，阿道夫·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纳粹党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
灾难；他可能也没有注意到，这年8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在上海问世。9月，罗素抵达中国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当时
的中国知识界，以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，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，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存续发展的
问题：古老的中国文化如何面对现代的西方文明？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有之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墨守成规亦有之，“中学为体
西学为用”的声音也始终没有断绝。主张但有不同，以文化为核心或主轴的这一问题意识却高度一致。哲学家、文学家罗素对
中国的观察，也以这个时代性的文化问题为核心。在两年后出版的《中国问题》一书中，罗素开篇就提出了中西文化优劣的问
题。在当时，能够旗帜鲜明地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中国文化优异，摒弃西方中心论，罗素不愧是第一流的思想家。与同样来自
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一样，罗素也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科学缺失的遗憾：“中国的不幸在于，中国文化缺失科学这一面。在艺术
文学、礼仪风俗方面，中国至少可以同欧洲等量齐观。……是科学显现出西方人的知识观念与中国知识分子有别。”罗素的《
中国问题》是写给西方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罗素字里行间真正关怀的并不是中国，而是西方：面对这个拥有世界
四分之一人口的神秘大国，西方的未来怎样？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。”有意思的
是，罗素几乎不通中文，所以他对中国儒家、道家哲学思想的理解，对陈子昂、白居易诗歌精神的认识，都来自于部分中国人
的翻译和更多的西方汉学家的蹩脚的翻译。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，即使有林语堂、辜鸿铭等人的译介，中国所能展示给世
界的依然很少。所以我们看到罗素笔下引用的中文材料也极其稀少。引用较多的只是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听都没听过的两本书：
李文彬的《中国历史纲要》、程锡庚的《现代中国》。绝大多数文献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。今天
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，可以参考的资料已经是浩如烟海，而当年这些二手、三手材料及罗素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观察，对
中国文化的描述存在着诸多隔阂是必然的。比如和韦伯一样，罗素也把儒家界定为宗教，并且将其与基督教相提并论，却没有
认识到陈寅恪所说的儒家对中国真正的意义乃在于“建制化”。但是罗素凭借他超凡的智慧，毅然超越同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
知识分子，看到了这个“少年中国”要实现文化更新，其前提恰恰是政治上的独立和军事上的胜利，是国富民强。所以他说未
来中国必须建立有序的政府、发达的工业和智性的教育。而且不论相比于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政府，罗素都更加明白一个
事实：中国的问题必须靠中国人自己解决。他说：“如果给中国人自由，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，拒绝不好的东
西，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长，综合中西文明之功，取得辉煌成就。……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是一道难
题，外国人应该有一些耐心，让中国自己找到解决方案。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，西方人不了解。如果能让中国人独立发展，
他们会最终找到适合自己品格的解决方案，而西方人绝对做不到。”这种见识是超越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。所以罗素这本《中
国问题》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。他从一个外部的视角，提出了中国要实现独立、统一、发展的重要前提就是走自己的道
路，任何理论放到中国，都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、经济、社会、人文等方面的实际情况，实现完全的中国化，才有可能真
正造福中国人、造福全世界。换言之，中国的发展实践，与西方的崛起必定有所不同，而这种不同、这种特色，需要中国人自
己去探索、尝试和凝练。事实上，我们回首百年中国的奋斗史，可以清楚地印证这个简单的道理：中国的崛起，正是因为中国
人民找到了并且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，给出了中国自己的方案。所以我们才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，就让一个
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，在经济上超过一百年前的强邻日本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这是不折不扣的“中国速度”——这速
度与高峰时期的日本、亚洲四小龙相比毫不逊色，在体量上却不可同日而语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而不是暴力的
，是给与而不是掠夺的。我们回顾世界历史，西方国家的崛起，无一例外是靠着对亚非拉国家的剥削、掠夺和战争杀戮而来。
但是中国文明的崛起，却始终是和平互惠的，是与世界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崛起的，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合理利益。相反，中
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，推动全球共同发展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提出和推进，就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佳例证。在世界政治
经济风云突变的今天，我们重读罗素的《中国问题》，应该感谢他在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善意的观察，也应当超越他的观察。
当前的中国，从内而言，有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整体性结构性问题，有教育、医疗、住房新“三座大山”等局部性问题；对
外而言，有美国虎视眈眈，中美关系在紧张与缓和的交替中变数未定。这些问题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：我们应该如
何去面对？我们应该如何推动古老的中国文化融入现代文明，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？我们应该如何坚持和发展中
国特色的发展道路，又应当如何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与全球的发展有机结合、互惠共利？这些问题有待于中国人和一切对中
国的发展抱有善意和关怀的人去认识和解决。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现代罗素，跳出西方中心论，摒弃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，真
正认识中国，讲述现代中国，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观察和建议。这也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意——我相信，
一百年前的罗素，正是本着人类共同体的信念，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——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，最重要的价值
。储殷，国际关系学院教授、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