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研究高等动物的行为时，常常会发生一些趣事，不过逗笑的主角常常不是动物，而是观察者自己。
他们在和有高度智慧的鸟或哺乳动物打交道的时候，常常需要不顾自己的尊严，所以，实在不能嗔怪有些外行人批评：
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实验的方法怪诞不经。
如果不是因为我出了名的无害于人，大概老早就给关进疯人院了，
等我说过一个小故事之后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艾顿堡的居民都把我当疯子了。
有一段时期我正在做有关水鸭子的实验，想要解释存在我心中已久的疑问。
疑问是这样的：刚刚从人工孵卵器孵出的小雁鹅，总是把第一个碰到的生物认作是自己的母亲，并且一心一意地跟随着她；
但是水鸭子就不同了，凡是由人工孵卵器养出的小凫，总是极其羞怯，难以接近，
每次一出壳，就赶紧逃开，躲到附近的暗角里不肯出来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记得有次我把一堆水鸭蛋拿给一只麝香鸭代孵，小凫的羽毛一干，也是马上就逃走了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们抓了回来。
又一次我让农场里的一只胖大白鸭代孵，那些小家伙却高高兴兴地跟在她后面，好像她是它们真正的母亲似的。
我猜想关键一定在母鸭的叫声上，因为从外表看来，不管是那只家养的白鸭还是麝香鸭，都和真正的水鸭长得大相径庭；
不过白鸭的叫声却和水鸭一样——这是因为农场的家鸭原是由野鸭驯养而来的，在这段驯养的过程之中，
野鸭羽毛的颜色和身体的形状都已大变，但是叫法却还保持原样。
我因此得到一个颇为清晰的结论：如果我要小凫跟着我走，我得学母凫一样叫才行。
“他在脖子上挂个铃铛，嘴里发出哞哞的叫声，小牛就以为他是母牛。”布什的诗句正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。
于是我立刻着手去做这个实验。就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天，我把一窝待孵的水鸭蛋放在人工孵卵器里。
小凫一出壳，羽毛刚干，我就学着母水鸭的叫声，不停地唤着它们。
果然，这一次这些小鸭子一点也不怕我，它们信任地望着我，挤成一堆，听任我用叫声把它们带走。
我的猜想因此完全得到证实：新出世的雏凫只对母凫的叫声有本能的反应，却不知道母亲该像什么；
只要会像母鸭一样叫唤，不管是只肥胖的北京鸭还是一个更胖的人，都成了它们的母亲。
不过，这个代替物却不能太高。在实验开始时，我原和小鸭子一样匍匐在草中，后来我逐渐换成坐的姿势。
可是，等我一旦站起来试着带它们走，它们就不动了；
它们的小眼睛焦急地向四周探索，却不会朝上方看，没有多久，就像被弃的小鸭子一般，发出细细的尖叫，哭起来了。
因此，为了要它们跟着我，我不得不蹲着走，这自然颇不舒服。
尤其糟的是，做母亲的水鸭子得时刻不停地叫唤，只要有半分钟的时间忘了“呱格格格，呱格格格”地唱着，
小凫的颈子就拉长了，和小孩子拉长了脸一样。要是这时我不继续叫唤，它们就要尖声地哭了。
好像只要我不出声，它们就以为我死了，或者以为我不再爱它们了？这真是值得大哭特哭的理由呢！
小鸭子和雁鹅不同，小鸭子对母亲的需索不休，带它们真是累人的差事。
想想看，我不但得蹲在地上爬行，还得不停地嘎嘎地叫，这真不是好玩的。
不过为了探求真理，也只好忍受这种考验了。所以，
那个星期天，当我带着那群小鸭子在我们园里青青的草上又蹲、又爬、又叫地走着，
而心中正为它们的服从而暗自得意的时候，猛一抬头，却看见园子的栏杆上排了一排死白的脸。
这自然是一些外地来的观光客，他们大概为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了，因为他们只看到一个有着一大把胡子的大男人，
屈着膝，弯着腰，低着头在草地上爬着，一边不时回头偷看，一边大声地学着鸭子的叫声——至于那些小鸭子，
那些叫人一看就明白原委的小鸭子，却完全不露痕迹地藏在深深的草里，你叫那些观光客怎么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呢？
穴乌的记忆极好，任何东西只要捉过它们一次，它们就终生不忘，而且还会彼此示警，群起而攻之。
我的园里养了很多穴乌，每次要在小鸟身上系上锡环以便辨识，就要伤许多脑筋。
每次我把小鸟从巢里取出，总不免被成年的穴乌撞见，不一会儿，我的身边就飞满了吵嚷愤怒的大鸟，
这对以后我和它们之间的交往，自然妨害甚大。
我该怎样才能使它们不把我当敌人，一见我就避开呢？答案很简单：化装。但是化装成什么呢？
我忽然想起每年12月6日为了庆祝圣尼古拉和魔鬼的大节里所穿的鬼装，它们现在正躺在阁楼里的一个盒子里，
拿出来真是方便得很。那是一套华丽的、全黑带毛的鬼装，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个面具可以套住整个头部，
有角，有拖在嘴外的舌头，还有一条非常长的尾巴。
如果在一个可爱的6月天里，你忽然听到一栋高房子的屋顶上，发出一阵可怕的吵声。
你抬头一看，却是一个有角、有尾、张牙舞爪的撒旦，从一个烟囱爬到另一个烟囱，热得连舌头也掉了出来，
身边还有一堆黑鸟，发出刺耳的尖叫，紧追不舍，真不知你会怎么想？
大概不会猜到这个魔鬼是在用钳子给小鸟上锡环吧？
那天一直到我把工作做完，才发现村里的大街上已经挤满了人，他们惊愕的神情与那堆观光客在栏杆上的表情一样。
如果这时我把衣服脱掉，再向他们解说一番，相信他们会明白原委；但是这样做那些鸟就会认得我了，失了我化装的原意。
所以我只友善地向大家摇了摇尾巴，然后很快地从阁楼的天窗消失。
第三次我差点被送进疯人院里，这得怪我养的那只黄冠大鹦鹉“可可”了。
那年复活节前几天，我花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买下这只漂亮而温驯的鸟。
过了好几个礼拜，这个可怜的家伙才渐渐从它长期禁锢所受的精神虐待中恢复过来。
最初它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受脚链的约束，可以随意行动；看到这只骄傲的大鸟坐在树枝上想飞却又不敢飞的模样，
真叫人觉得可怜。不过最后等它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时，它马上变得活泼而神采奕奕起来，并且对我恋恋不舍。
晚上我们通常把它关在屋里睡觉，早晨一放它出来，它总是迫不及待地去找我。
它聪明得很，不要多久，就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我了：首先它一定飞到我的卧房窗口，如果我不在里面，
它便会去养鸭子的水塘里。只要是我早上要做例行检查的地方，它都会一一找到。
这种追寻对它而言并不是没有危险，因为它如果找不到我，就会越飞越远，有好几次迷了路，回不了家。
因此，我的助手都知道，凡是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就根本不把可可放出来。
6月里的一个周末，我从维也纳坐火车回艾顿堡。因为天气好的时候，周末常有别的地方的旅客到艾顿堡来游泳，
所以和我一起出站的人很多。我才走了几步，忽然看见前方有一只大鸟，在离地相当远的空中缓缓而飞，
它的动作非常之慢，时而振翅时而滑翔。一时之间，我完全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哪一种鸟，说它是秃鹰，未免太重；
说它是鹳，又不够大，而且鹳在飞到这般高度的时候，颈子和腿应该还看得见才对。这时，它忽然歪斜了一下。
落日的余辉照在它巨大的翅膀底部，就像夜空因为星星而发光一般，我看出来这是一只白鸟——老天！这不是可可吗？
它的翅膀稳定地动着，不是很清楚地表示它正要去做长途飞行？
我怎么办？该不该喊它一声呢？对了，你听过黄冠大鹦鹉的鸣声没有？
假使没有，只要想想用老法子杀猪时猪的嚎声，再用扩音器放大几倍就得了。
如果一个人用尽全身之力，把嗓门憋得尖尖的，发出“哦——啊”的叫声，虽说比不上大鹦鹉的气势，听起来也蛮像了。
从前我曾试过这样喊它，每次它都听话地回到我的身边，但是它现在飞得这么高，肯不肯听话就不知道了，
因为鸟通常不喜欢直直地从上往下飞的。到底叫不叫它呢？
那一刻真叫我为难呀，如果我叫了，它竟然理也不理地飞走了，我怎么向旁边的人解释？
不过我到底还是叫了。我四周的人一个个都像生了根似的定在那里。
可可伸开了翅膀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敛翼俯冲而下，只一下就停在我伸出的手臂上了。真是谢天谢地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又有一次，这只鸟的恶作剧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的父亲那时已经上了年纪，他最喜欢在我们房子西南面的阳台上睡午觉。
我虽然很不赞成他在强烈的阳光下晒着睡觉，他却不肯让任何人改变他的老习惯。
一天又在他睡午觉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他在阳台上像个大兵似地大声咒骂起来。
我连忙赶去，只见这位老先生弯着身子，蹒跚地走过来，两手紧紧地围在腰际。
“我的天啊，你是不是病了？”
“没有，”他生气地说，“我一点病也没有，只是那个混账东西在我睡觉的时候，把我裤子上的扣子全咬掉了。”
我跑到犯罪现场一看，果然，可可不但把这位老教授身上的扣子全咬下来了，而且还整整齐齐地排在地上：
袖子上的扣子做一堆，背心上的做一堆，另外，一丝不错地，裤子上的扣子也排做一堆。
这只鹦鹉还有一样好把戏，可以跟猴子和小孩子的丰富想象力比美，也许是因为它对我母亲的热爱而触动了灵机吧。
夏天里，我的母亲只要在院子里坐，总是一刻不停地织着毛衣。
可可似乎很清楚那一团团柔软的毛线是干什么用的，它总是一口咬住露在外面的活线头，很快地飞到空中，
把一整团线都打开来，就像一个纸风筝拖着一条极长的尾巴。
它总是蹿得高高的，然后就绕着我们屋子前面的柠檬树有规则地打起转来。
要是没人在那儿打断它的好把戏，它就把整棵树都缠上鲜艳的毛线，叫你怎样也没法子再解开来。
我们家的客人常常会在这棵树前一站半天，想不出我们为什么把它打扮成这个模样，
也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法子把毛线缠上去的。
这只鹦鹉对我母亲真是一往情深，它热烈地追求她：在她的身边用各种古怪的姿势跳舞，一下子把它漂亮的冠毛打开来，
一下子又合上；而且无论她到哪儿去，它都跟着；如果她不在，它一定像初来时找我一样，孜孜不倦地去找她。
我的母亲一共有四个妹妹，一天，我的姨妈们和好几个相熟的老太太一起在我们家的走廊上喝茶。
她们围着一张很大的圆桌子坐着，每人的面前都有一盘才从园里采来的新鲜草莓，桌子的中央放了一浅碟很细的糖粉。
这只鹦鹉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打外面飞过，偶然看见我的母亲正在里面主持茶会，才一转眼，它就已经俯冲而下了。
走廊上的门虽然很宽，却比它张开的翅膀窄，它大概想象平时一样，一下子就停在我的母亲面前。
这一次，却不那么简单了，等它好容易落到桌子上，才发现原来四周都是陌生的面孔，它想了一下，然后突然跳起来，
像个直升机一样掠过桌面，一转身就不见了。
碟子里面的糖粉经它这么一来，也跟着不见踪迹，桌子的四周却坐了七个涂满了糖粉的老太太，
脸上像麻风病人一样白得像雪，每个人的眼睛都闭得好紧，实在是“美”极了！